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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 2012-02-15 稿件来源: 《同舟共进》杂志  

2012-02-15 11:59: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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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由于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一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广泛干预的权力;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制高点(一般称为“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多种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

    在1988~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说的“亚洲的戏剧”。19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 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即“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即“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 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误导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移到市场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业家、专业人员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众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一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极力要使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如果任由这种思潮发展,中国社会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娜拉出走以后又会回到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革命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国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对人的战争”。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主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之类的终极目标,于是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中国是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舍此别无他途。(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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